2015年7月30日 星期四

暗路

〈暗路〉

※悼林冠華同學

終點是那樣遠的
你身處黑暗
不知前方有無光芒
沒有的道路
就只能用自己的雙腳踏出

輪迴在那裡
詛咒也是
年歲讓你看見
石碑上被抹除的字痕
年歲是詛咒
智慧也是
知道是痛苦
知道以後的人不會知道
是更大的痛苦

前人在那裡
骨骸也是
石碑上的血鏽還在
不會被抹除
記憶是輪迴
終點就在前方
路走了一半
還有一半
走的人多了
也就成了路

「剩下的
 就是我們的事了。」

2015年7月11日 星期六

施明正〈渴死者〉



金屬哀鳴下的白鼠



一九六三年,我們施家三兄弟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已待了一年三個月,等待判決的日子,是難於用簡單的幾個字形容的,因此,一年後,我曾用十五首一輯的詩中的大部分來刻畫它!其中一首〈白鼠〉,以實驗室的白鼠,比喻我們在柵欄裡的生態,〈黑色金曜日〉,描寫禮拜五和禮拜二漆黑的凌晨,死囚從囚室被拉出來槍斃前,旁觀者、執法者、多線條、多觀點,所產生的震撼。〈金屬哀鳴〉,鐫刻獄卒手裡一大串巨大鑰匙的碰擊聲、開鎖聲,以及劃過鐵柵欄,那跳躍,奔騰如尖銳的彈頭破空擊向鐵柵欄,碎發的哀鳴,給人的恐懼和不安。這種聲音的恐怖,深沉在我的內心,久久無法消失。直到 蔣公仙逝之後,我在畫室裡為他佈置的靈堂,虔誠地禱告時,才把緊藏在我下意識裡可怕的金屬聲響,完全剝開、拋棄。雖然如此,如今,我在睡前,還要捏兩丸衛生紙塞住耳孔,以過濾、阻擋尖銳的聲響。

當你生活在一個絕對無法由你主宰的空間時,你會從逐漸學乖的體驗裡,形成某種樣品。由於人類異於其他生物,於是乎人類在多方思想、回憶,以適應生存的過程中,便自然地塑成了各種各樣的典型人格。

在我們尚未被判決的期間,已約略知道我們的命運。因為我們可以從起訴條款和當時所謂「判亂」案件採擷的多寡,來推知一、二。像我這種頂多也只判個五年的小兒科,便只好在吃了幾次猶大密告的小虧後,三緘其口,把自己砌下一層無形的厚繭和圍牆以保護自己。可是對於同樣被以二條三起訴,未被上面接納,終於以二條一項重新起訴的四弟施明德,原本沒什麼危險的,卻在改變條文後,一變而有殺身之險。這種無休無止的擔憂,分分秒秒以其有形的漩渦,把我捲進無邊無際的痛苦裡。



同是天涯淪落人



本文主角是跟我關在同一柵欄的一個外省人。我已忘記他的名字,雖然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的號碼,做為代號,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地方,因此人的名字被保留下來,這也許是我們享受到的德政之一吧!我所提到的這個人來自大陸,當他正以青年軍的身分,投筆從戎時,日本卻無條件投降了。之後,他隨軍轉進台灣,繼續保衛豎立萬丈光芒的自由火炬。也許是無親無故的孤寂,和倨傲的詩人性格,使他無法融為綠色裝大家庭的一員。以後被派到宜蘭某個中學去當教官。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隔著單調的大海,遙望那被籠罩在夕陽恐怖下的赤色大陸,因而昏了頭,有一天,他竟在台北火車站前,高唱某些口號,終以七條起訴,與我同關一牢房。

有些好事者,每見另一個生物被放進我們的籠子,總會過去撫慰同是天涯命苦者。除了偽幣製造者、走私犯、販毒犯等,能夠被調到籠外去執行雜役,以換得香菸、多吃幾塊豬肉、享受一些涼風的空間外,軍法處看守所可以說是乾淨的地方,它沒有司法看守所司空見慣的惡習陋規,這裡幾乎是人世間另一個經常發揮人類愛和人性光輝的地方。可是這也是一個磨碎高貴人格的磨石機,在這巨大的碾石機下,能不變形的,萬人之中,大約只有一、兩個。

每天吃過飯,我們在收起各人的碗筷,擦淨是散步的地板,也是吃飯的桌子、椅子,又是睡覺的床鋪,更也是讀書寫字的桌椅以後,都會不約而同地一個接一個在柵欄內,一圈又一圈地打轉。

開始參加這項打轉的生手,也即新客人,都會感到暈眩,因為這兒空間不大,兩、三面是鐵柵,一、兩面水泥牆,如果你不能把注意力移離於幾寸外的柵欄,那柵欄似乎會向你飛奔而來,迅速倒向你的身邊。這些無味已極的活動,使你深深意識到你是被參觀的實驗品,是某種生態學家、獵人和園主的傑出樣品。

這種打轉,在看守所裡,被公認是維持生命所須的重大條件:運動。可是,半坐半蹲在牆角裡邊的他,卻像一隻受驚過度的飛禽走獸,動也不動。我們只好在他身邊打轉。就像開始打轉一樣,收轉也是不約而同地一個跟著一個逐漸離隊,由點線連成圓的圈圈崩潰了。人們在半個小時左右的溜腿中,重複了延續卑賤生命的重要課題,開始掙扎於在起訴時早已被決定的刑期宣判。

待在看守所裡的人,有十之六、七都已被起訴,十之二、三是判了刑,不敢上訴,以免惹怒命運之神,給你來個不知悛悔,怙惡不赦的結果,以靜待兩、三個月後,被分發到比較沒有肅殺、恐怖的執行單位,去接受消毒和隔離。最後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未被起訴,在等起訴的人,這種人也大約可由他自白書、其他被告不利於自己的口供、和檢察訊問筆錄,略知自己未來的起訴條文和命運。由於起訴書很快就下來,所以這種人,便相對地少。最後一種人便是不服判決上訴,由十二年,變十五年,再變無期,然後死刑的確定者。而我待了一年五個月,跟三弟同被改為五條。判處我們幾乎知道是五年的徒刑後,被扣上有生以來第一次帶上的手銬,送往台東泰原(註:應指泰源監獄?)。在我們讀過的許多文學作品裡,每每看到外國跟我們同樣的情形被判者,在押送的途中,總會有人立正、脫帽以致意的情景;我們從台北到基隆所坐的軍用交通車隊,雖然沿途戒備森嚴,也有兩列憲兵機車隊開道護送,某些唐吉訶德型的囚犯,總把兩人合扣在一起的手,阿Q式地舉向窗口,顯示給好奇群眾看,以洩幽禁一、兩年,不見外人所積壓的鬱悶。



以鐵柵敲腦袋



有一天,我們在牢房打轉過後,每人各忙各的,誰也不想去打破那沉寂。

忽然,一陣奔過木頭地板的腳步聲,和頭蓋骨撞上鐵柵欄的悶響傳了過來。我跟同房,還有對面柵欄裡的人,幾乎同時抬頭,尋找,而且馬上看到用腦袋當鼓,藉鐵柵敲鼓的他,正站在鐵柵前發楞,在他確定沒有把脖子上的鼓給敲破以後,頗為懊惱似地,雙手緊緊抓住鐵柵,像拉單槓,又像鬥牛場的牛猛烈地撞了起來。

這種不是開玩笑的行為,已大大地違反了他一向大不為的常態。於是乎,他旁邊的人,和全柵欄的人幾乎同時地把他拉離鐵柵欄,我看到本來面向鐡柵欄,無法看到的表情,那是我這一生很難忘記的一張臉。從光頭流下的血,爬滿整佪臉龐,人靜靜地笑著,兩顆牙尖破裂而被擠成內V型的門牙,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使我聯想到,這些牙齒很有可能,也像他正在奔流著血的頭頂,是在夜深人靜時,沒咬斷鐵柵而斷裂的。

當他被看守我們的班長帶出去塗了紅藥水,再送進來後,他又恢復了那目不斜視、寧靜已極的痴呆狀態。

有些人挪過去勸慰他,得到的反應,一如我們看到他以來唯一的表情:一尊泥萻薩。

於是那些好事者,好像在敲了門沒得到回音之後,對他有了種種猜測。其中比較令我無法贊同的是說他在學孫臏,裝瘋賣傻,以換取改變條文,判他無罪,或者判了無罪,送他去政治犯的天堂——土城的生教所。過那沒有鐵柵欄,也不鎖門,可以打球,也可以帶著妻子、女友一塊兒上廁所排泄的日子。

可是,我總覺得這個人,像極了文學名著裡的悲劇人物。

我注意到他在接到起訴書後,一直沒有打開過。他幾乎是我所看到過的犯人中,東西最少的。沒有筆、沒有紙,沒有顯示他坐牢以前帶在身上的任何東西。他正像每個沒有親人接濟的人那樣,除了所裡分給他的一雙筷、一個鋁碗、一支湯匙、一條毯子,一套藍色囚衣(冬天,可以寫報告多要一條。但是他沒有寫過字,所以……)之外,只多了一套綠色內衣褲。因為他本來是個軍官,所以我無法肯定穿在他身上的內衣褲,,是不是從象徵著有限自由的外面穿進來的。

雖然我們房裡正像其他房裡那樣,總會有人買紙、筆和其他用品,甚至於把親友送來的水果、菜餚分給沒有親友的「同學」(我們都慣於使用這種稱謂來互稱)共享。但是,他好像從來沒有跟我們共享過,因此,好像連答辯書,也是我們同房裡的一個老先生替他寫的。這位老先生可能是從他的起訴書裡發現這個小同鄉,並在三問三不響後,基於同情心,根據起訴書草擬了一份答辯狀,並在他沒有答應,也沒有反對的情形下,送了出去。

因此,我把這個人列入絕望已極的人,應該不會太過分。

他很快被判了七年。七年在當時的行情,幾乎是僅次於五年的最低刑期(知情不報,不在此限)。正像我與三弟,和其他大多數的人那樣,不服上訴的有效期間,十天很快就過了。

這個對我來講仍然是沒有名字的他,以不同於一般人的方式,塑造了另一個生存的苦難典型。追溯其源,我乃豁然發現那是一種淒美已極的苦難之火。

他,這個用「不為」來追求「有為」的苦難同胞,雖然生活在我們身邊,卻以其「不為」隱遁其形象,使我們完全漠視其存在。

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他的肚子像氣球般愈脹愈大,他的小同鄉,那位乾瘦的老先生,嘴上喊著:班長、班長。一邊過去把開足水龍頭,猛灌自來水的他脫離水槽,一邊指著撒滿碎饅頭屑的地板說:

「報告班長,他剛吃下十幾個饅頭。」

「鬼叫什麼!?慢慢講。他怎麼會有十幾個饅頭?」班長隔著鐵柵欄問道。

「他把每天早上的饅頭,藏在他的帆布袋裡,這幾天他緊抱著它。」

這個開頭用鐵柵欄擊頭,沒自殺成的人,竟會想到用發霉變硬的十幾個饅頭和不知幾加侖的水,來結束一條卑微的生命。可是保護我們如此嚴密的獄政,卻救活了根本拒絕活下來的他。此後,他被關到別的房間,並跟我們一塊兒被遣送到台灣的東南方,台東的泰原。



台東泰原的一群



這個以「不為」成就「有為」的人,好樣在沒脹破肚子之後,稍稍正常過一陣子。聽說,他也寫過好些白話詩,不過由於跟我提起他的人,根本不關心白話詩,所以我無法知道他到底寫過些什麼,要不然他的詩裡,應該可以發現他的苦悶,並進而替他做做心理分析什麼的,以拯救這個作賤自己、粉碎自己,幾乎達到極度自虐狂的人。

在炎熱的台東泰原,我們住在一個頗具清涼詩意的清溪山莊。我與三弟、四弟在那裡度過了充滿悶熱陽光的三年多時間,早飯前和午睡後的半小時散步,使我們的生活竟也成為詩樣的記憶,閃耀在出獄後,東闖西奔,急欲重振被撕破的家園,而遲遲不可得的落魄時期。

他在泰原曾經穩定過一陣子,有時他也在放封時,跟著「仁監」二、三百個同學,繞牢房(全山莊分為仁、義兩個監獄。山莊蓋在斷崖之頂,佔地十幾甲,頗像一座山堡。)在高牆邊的長形方場,兜著圈,畫起圓。為了安全,我龜縮在我孤獨的硬殼裡。散步時,我絕少跟人結伴同行,以免被虎視眈眈的監獄,留下結群成黨的壞印象,也為同一個理由,我曾擺脫過他跑過來,跟我談詩的雅興。因為我怕背上黑鍋,怕被上面誤會我跟他的談話內容影響他在散步時高唱反動的口號。

就這樣,我失去了解他的機會。往後,他就在喊口號、關禁閉、用水泥磚撞擊他那傷痕斑駁的光頭頂的日子裡度過。

就像蠟燭即將燃盡那樣,一匹壯年的困獸,在無眠無日地揮霍他有限精力下,終於變成疲憊、無力、失神和虛腫。許久,他從我們的視界消失了。

仁慈的監獄官,派了一個癩痢的外役日夜照顧他,為了便於關顧這個糟蹋自己如此猛烈的苦命人,他們一齊被安置在兩坪大小的房間裡與監獄官室只隔著一條通道。

從此我再也看不到他,雖然放封時,全監的同學都會經過他的小房間,但是好像沒有人注意過他。我也自覺身處是非之地,應該潔身自好,明哲保身,於是我乃埋頭創造詩、畫、小說、電影分鏡頭腳本和翻譯,並完成施明正推拿術。

回憶面壁五年的生活歷程,我覺得頭一、二年和最後一年的日子,最為緩慢而痛苦,第三和第四個年頭,由於習慣了,刻板的日子便機械式地飛馳而去。

就在這麼缺少變化而寧靜的日子裡,牢房的通道口,起了一陣罕有的騷動。開頭,我們都想不到是他製造的騷亂,因為自從他由我們的視界消失後,已有好長一段時間,全監獄聽不到他的騷動和消息。由送早餐的外役耳語中,我知道,他成功了。他死了。

他的死,怎麼能算是成功?可是自我看到他以來,他的行為,好像都集中在尋找死路上;不斷地試、力行,而終於完成他的弘願。也許死的魅力,一直深深地誘惑著他;可是我不了解,要找死,不是應該留在監獄外?在那裡,你要怎麼死,不是頂容易的?然後,我又想到我們中國人,是一個絕不流行自殺的民族。因此,他的尋死,說不定是在喊了不應該喊的口號之後,落了網,才慢慢形成的。或者他的死,也是三島由紀夫式的一種行動美學之追求;他死於三島由紀夫之前好幾年,因此不能說是他模仿了三島由紀夫。寫到這裡,我深切地後悔沒有跟他做過任何溝通,以了解他尋死的原意,和他對詩、對人生、對人類、對世界,究竟有過怎樣的看法。何況被他垂顧的,僅有寫詩的我而已。

聽說,他的死法,非常離奇,他在癩痢頭起床外出洗臉刷牙時,脫掉沒褲帶的藍色囚褲,用褲管套在磨子上,結在常人肚臍那麼高的鐵門把手中,如蹲如坐,雙腿伸直,屁股離地幾寸,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



——原載於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台灣文藝》第七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