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會想討論這東西，是因為之前有兩件文化爭議事件，一件是1930浪漫譚讓吳濁流穿上和服這件事，第二件是台北文學獎的劇本牽扯到原住民文化爭議（可參考：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9346 ）。
由於我自己是臺灣文學研究所的，對臺灣文學、文化、歷史都多少有接觸，因此筆尖想找我談論這兩個事件。他最近也開始希望能將臺灣文化融入到小說創作裡，但因為這兩個爭議事件，讓他不確定該不該將臺灣文化的東西融入到小說裡，怕又引起爭端。
會不會引起爭端，這本身的確是難以評斷的；看看韋宗成的《冥戰錄》，蚩尤的《最強天后》，明明都是引用民間文化作改編的作品，為什麼《冥戰錄》和《最強天后》卻沒引發多少爭議？
行文至此，整理一下，這篇文章試圖探討的問題基本上是：
1.該不該在作品中引用傳統文化元素？
2.若要引用，又該如何引用才不會引起爭端？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自己認為答案倒是很簡單：看創作者想不想用囉。我相信任何想引用傳統文化元素的創作者，至少心中都有最基本的、希望這份文化被看見的心意。對於希望推廣這些文化元素的創作者，這問題的答案是「Yes」。而不希望自己被侷限住的創作者，這答案就會是「No」。如果你想創作個太空歌劇，何必非得在裡面出現一台牛車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針對「Yes」的、具有推廣文化的心意的創作者們問的。那該怎麼引用，才不會有爭端呢？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可以先從現有的兩個爭議案例來分析，藉由看到爭端，來知道如何避開。
二、吳濁流
在1930臺灣浪漫譚的案例，爭議出在吳濁流穿和服。吳濁流是著名的政治異議者，他在日本時代就寫了〈泥沼中的金魚〉、《亞細亞的孤兒》（《亞》為戰後發表）等作品，反對日本統治的姿態毋庸置疑；而戰後他看透國民黨的醜惡後，寫了《波茨坦科長》和《臺灣連翹》，把國民黨的醜惡狠狠揭露，《臺灣連翹》一書甚至要求要死後才能發表，就知道在白色恐怖時代中，他清楚這些作品的政治意義，卻又堅持書寫，這樣隱隱冒犯危險的姿態，就是他的反抗者姿態。
這樣的反抗者，為什麼他的代表圖之一是身著殖民者的服裝？
後來官方發了一篇解釋文，給了一些資料考據，認為吳濁流基本上是穿過和服的。基本上那些考據資料挺紮實的，我也接受。我唯一希望官方作的，就是以後如果可能有類似爭議圖片，應該寫個註解才是。不過也有人認為這不過是一張圖，為什麼會引發這樣大的事件？還要這樣大動作檢討官方？
好的，爭議點我已經列出來了，我們可以順便看看，如果這爭議沒有解決的後果。這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吳濁流是臺灣文壇中生代裡面相當重要的一個人。1960年代，當台大那裡弄《現代文學》，以現代主義掌握了整個文壇之際，吳濁流創立《臺灣文藝》，成為臺灣本省籍小說家的發表重鎮，並且挖掘不少重要的小說家，而吳濁流本身也交友廣泛：鍾肇政、李喬、鄭清文、葉石濤、鍾鐵民、巫永福……，如果你對臺灣文學史有一些概念，你會知道這份名單有多重，而吳濁流及他的友人們可都是還有後人在世的。這些後人如果看到這些爭議，認為冒犯了吳濁流，那後面會怎麼走呢……
另一方面，基本上大眾對吳濁流的概念應該只有《亞細亞的孤兒》，如果他們只看到穿和服的吳濁流，覺得「喔喔吳濁流穿和服好帥」、「圖好好看」而沒有任何反思，那是不是某種對吳濁流錯誤的認知就這樣散佈出去了？
無論是哪一方面，當要呈現反抗掌權者的鐵血詩人的另一面時，做些保險手段（寫註解）總是買個保險的。
三、台北文學獎
上面是牽扯到真實人物的部分，而關於台北文學獎的部分，牽扯到的則是宗教與文化符號。
台北文學獎的部分，主要爭議是創作者把賽夏族的女神寫成了有情慾的女性，而現在仍然祭拜女神的賽夏族人們認為這是對賽夏文化的扭曲，因此抗議。最後創作者道歉（創作者戴華旭認為創作後應先給族人看過），願意修改作品接受重審，賽夏族的長老們也接受道歉。整件事情算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這件事情爭議的點很簡單，原住民（在這裡是賽夏族）不願意他們被用一種他們不同意的方式來被呈現。而不願意的原因，和我前面寫的第二點有點像，怕從來不認識這議題的人，第一次認識就是用扭曲的方式認識，之後又沒接觸的話，那只會留下扭曲的刻板印象。
這件事情之所以糟糕，在於我們認知事物的方式，原本就是使用刻板印象。在人的精力有限的情況下，刻板印象是一個很有效的認知方式，因為他可以給我們對某個群體的第一印象，而這第一印象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符合。
但這種認識有個副作用，就是我們容易將該群體「他者化」。貼上標籤以後，這群人就和「我們」是不同的人，認知到他者與我們的差異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失去了對他人的尊重與同理，變成嘲笑與諷刺，那就只會讓這些被他者化的人們處境更糟，與「我們」隔絕更深。
我有個學長寫到，原住民的議題的確該原住民自己處理，我們不該越位。即使我們的目的只是希望推廣他們的文化也一樣——人家願意被這樣推廣嗎？
所以這代表只有原住民才能寫原住民相關題材嗎？甚至是，只有那個部落的人才能寫那個部落的事情與文化嗎？雖然這是個很容易推算出的結論，不過我個人覺得這落入了某種血統決定論，反而可能會有另一種風險。也就是說，隨著血統被同化，有資格寫原住民題材的人只會越來越少。我個人還是偏好建構論，原住民文化是在某些基礎上，透過不斷的實踐而建構出來的。只要有著原住民的認同，並且參與實踐，那就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或者至少成為被他們認可的人。
但具體而言該怎麼做呢？
文壇裡有很多漢人作家寫原住民的創作，葉石濤就寫過西拉雅族，王家祥著名的《倒風內海》、《小矮人之謎》等牽涉到多族原住民，舞鶴《餘生》寫了霧社事件，黃岡《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寫了阿美族面臨現代化的困境。可惜這些作家我並不是太熟悉，但確定舞鶴、黃岡都是長期接觸原住民的人。
我有個朋友也有寫原住民文化的故事，他用的方式倒是簡單。由於他之前住在原住民部落附近一陣子，與該部落很熟，也有做些簡單的田野調查。他將這些融合自己的想像寫成故事後，印出來給部落長老看。長老看了很高興，還給予祝福。
我想其實事情可以很簡單的。
四、結論
綜合以上案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當今媽祖可以用各種二次元的方式被重新創作。因為既沒有牽涉到真實人物（雖然某方面而言林默本人其實是真實人物沒錯），也不存在「一開始就以錯誤的方式被認知」的問題——臺灣的媽祖信仰太旺盛了。
現在不存在問題，不代表以前不存在。事實上，日本時代時有個痴狂媽祖的日本人叫西川滿，他以媽祖信仰創作了相當多小說，卻一樣惹出了類似的爭議。臺灣本島作家認為西川滿呈現的媽祖是扭曲的——並且由於他有打入日本中央文壇、或與之抗衡的野心，這樣的媽祖給不知媽祖的日本人看到，也會被錯誤認知，因而產生爭議。
神奇的是，當今我們在讀他的小說時，其實一下子是讀不出爭議點的。這也是語境的差別，畢竟在我們已經認知媽祖原貌的情況下，西川滿的作法只會給我們另類的趣味。
所以會不會產生爭議，說到底，還是作者得判斷大眾對你書寫的知識有多少認知，有多少人會「第一次」看到這些人而得到錯誤印象？
如果覺得這很難判斷，那直接問被書寫的對象、或者相關的文化主體（如原住民或漢人），總是最快的解決方式。
畢竟，我們雖然總是抱持著推廣的苦心來使用這些題材創作，也總是得尊重被書寫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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